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译路前行:女翻译家与“有色人民” ——访鲁迅文学翻译奖得主、美国黑人文学研究专家王家湘
2019年07月30日 11:15 来源:中国社会科学网-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:潘佳宁 字号

内容摘要:王家湘;许国璋;原作;黑人文学

关键词:

作者简介:

  王家湘,著名翻译家,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,1936年生于江苏无锡,1953年入北京外国语学院(现北京外国语大学)学习,师从王佐良、许国璋等名家,毕业后留校任教,专注于英美文学研究与翻译。从20世纪80年代起,王家湘先后翻译了《沙堡》(1985)、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(1998)、《瘾》(1999)、《假如给我三天光明》(2005)、《玛丽》(2006)、《小世界》(2007)、《瓦尔登湖》(2009)、《说吧,记忆》(2009)、《到灯塔去》(2015)、《雅各布之屋》(2015)、《达洛维夫人》(2015)、《青春》(2017)等30余部英美文学作品。代表性学术专著有《20世纪美国黑人小说史》(2006)。2014年8月,王家湘凭借译著《有色人民——回忆录》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。

 

  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,有一些身兼研究者和译者双重身份的翻译家,他们专注于某位或者某类作家作品的研究与翻译,既是译者,同时也是翻译对象的研究专家,如朱生豪译莎士比亚、傅雷译巴尔扎克、草婴译列夫·托尔斯泰。他们被称为“研究型译者”或“专家型译者”。本期采访的王家湘教授,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开设英美文学课程,专注于美国黑人文学和女性文学研究;同时还为中国读者译介了弗吉尼亚·伍尔夫(Virginia Woolf,1882—1941)、艾里斯·默多克(Iris Murdoch,1919—1999)、琼·里斯(Jean Rhys,1890—1979)和佐拉·尼尔·赫斯顿(Zora Neale Hurston, 1891—1960)等多位英美作家的作品。受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委托,笔者从2014年10月起先后5次来到王家湘教授家中,就早年求学经历、文学翻译原则和标准、黑人文学重要发展阶段以及经典文学等话题,对王教授进行了采访。

  许国璋教授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

  潘佳宁:据我所知,您早年在教会学校学习,很早就开始接触英语,为您日后从事英美文学研究与文学翻译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基础,能否请您谈谈早年的求学经历?

  王家湘:我于1936年9月出生在江苏无锡。出生第二年,“七七事变”爆发,父母就带我离开无锡老家向大后方转移。小学阶段我是在蜀、黔、桂度过的,一共换了十几所小学,差不多半年就换一个。1947年夏,我随父母到南京,进明德女中读初一,从那时开始学习英语。明德女中是一所基督教会学校,教学管理都非常严格,学生全部住校,平时不允许出校门,对学生的功课要求很高,并且注重培养学生兴趣爱好。1948年冬,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,组织上安排我家转移到上海。1949年初,我进入上海徐汇女中学习。这是一所天主教会学校,每顿饭前学生都要跪着背经,那些经文我现在都记得。我父母是无神论者,受大人的影响,我非常不喜欢宗教那套东西。在徐汇女中我只读了半年,1949年7月1日,京沪铁路首次通车,我跟着父母乘坐首列京沪列车来北京,到贝满女中读初三。按成绩我可以直接升入贝满女中高中部,但我实在不喜欢教会学校那一套,一心想考师大女附中,后来就如愿考上了。

  根据当时的国际关系和形势,师大女附中的外语课以俄语为主,也教英语。因为我初中就学英语,所以到了高中继续学。那时候同学们都觉得英语是美帝国主义的语言,不如学俄语好。而且每周要上三节英语,真是给我愁坏了。多亏附中的老师耐心地给大家做思想工作,慢慢也就接受了。1953年,北外首次公开面向社会招生,当时还叫北京外国语学院,隶属于外交部。之前招生都是保送生,从我这届开始改为由高中推荐,再统一参加高考,北外择优录取。到了北外,我才真正系统地学习英语,接触英美文学,并在此后几十年里一直从事英语以及英美文学的教学研究工作,直到2000年9月退休。

  潘佳宁:您在北外求学期间,恰逢许国璋、王佐良、周珏良几位先生学成归国;还有张汉熙、丁往道、薄冰等诸位先生执教北外,可谓是大师云集。梅贻琦曾在就职清华大学校长的演讲时说:“所谓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。”请谈谈北外读书期间您难忘的人和事。

  王家湘:我很幸运,北外求学期间能跟随诸位先生学习。除了许国璋、王佐良和周珏良,还有许多学术造诣很高的先生给我们上课。另外,当年还有一批优秀的年轻教师,都是报名参加抗美援朝的外语人才,因为年龄太小被留下了。比较难忘的就是一年级纠音,当年北外对学生的语言基本功要求特别严格,上课读不好的,老师课后继续给你纠正;只要读不好,老师就一直带着你练,不读到字正腔圆决不罢休。我当年总把rope读成“肉铺”,负责纠音的老师每天晚饭后带着我反复读,练了整整一周才读对。另外,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是许国璋教授,许先生治学严谨,要求“每一处引文必须注明出处”。当时我们根本不懂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,撰写过程中许多引文都没标注出处。那时又没有电脑,收集整理文献都是用笔抄,如果当时没做标注,回头再想找那可就难了。最后,有的引文实在找不到出处,只好删掉不用。总而言之,在北外读书期间,先生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学术研究的敬畏之心,是留给我的宝贵财富,让我受益良多。

  翻译原则:一切照原作,雅俗如之

  潘佳宁:我在网上找到一张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具的稿酬收据,是您当年翻译英国女作家艾里斯·默多克长篇小说《沙堡》(The Sandcastle,1957)的稿酬收据。20世纪80年代,默多克在我国并没有太大名气,当初您为何选择译介默多克和她的《沙堡》?

  王家湘:20世纪80年代,刚刚改革开放,国内译介的英美作家还停留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之间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家上,作品主题也是清一色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。我在北外给学生上英美文学课,自己也搞英国文学研究,觉得有必要介绍一些当代的英美作家作品。默多克当时在英国非常有名气,许多作品已经被译介到国外,但因其作品中存在大量性描写,如《黑王子》(The Black Prince,1973)这样的作品,如果在国内出版,可能需要删减原文。相比之下,《沙堡》这部小说讲述英国伦敦一个中年教师的家庭生活和情感纠葛,内容比较传统,适合中国国情。于是我便给默多克写信,表示自己希望翻译《沙堡》,征求她的同意。默多克回信说,很荣幸自己的作品能被译介到中国,但她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删减原文。

  潘佳宁:默多克的要求正好跟您的翻译原则一致。您曾多次表示:出于对原作者和读者的尊重,在翻译中从来不删改原文。《沙堡》您翻译了多长时间?

  王家湘:《沙堡》我前后翻译了将近一年。当时我父亲正在医院住院,我利用陪护父亲的闲暇,站在病房的窗台前翻译。父亲去世后,我在他的墓穴里放了一本《沙堡》陪他。1986年夏天,我有幸在伦敦一家咖啡厅与默多克见面,她也很高兴见到了《沙堡》中文译者。

  潘佳宁:在您翻译的30多部文学作品中,我们发现一些共性,比如女性文学、黑人文学等。许钧认为,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体现了翻译主体的审美要求和审美创造力。您翻译文学作品有什么选择标准?

  王家湘:其实我并没有刻意选择某类文学作品,不过相比之下,我更喜欢严肃题材的作品。首先,作品必须要打动我;其次,作品还要深刻地反映时代;另外,我对黑人作家和女性作家的作品也情有独钟,这与我的教学和研究有关。我搞文学研究就不喜欢用过多的文学理论去探讨作品,还是“老一套”地通过作品认识时代、认识现实、认识作家。作品是作家创作的,一定会反映作家的经历和价值观,知人论事嘛。文学翻译也一样,要想翻译好文学作品,就必须对作家的人生经历、创作风格有深入系统的了解。

  潘佳宁:您在《瓦尔登湖》(Walden, 1854)译后记中指出:“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地保留了作者写作和语言的风格,没有为求‘易读性’而改动原文的章节段落,也没有为求‘可读性’而在原文上添枝加叶。”历史上有不少翻译家都极力主张直译,如纳博科夫(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,1899—1977)就曾明确表示:“翻译要绝对的直译,不能有任何增删。”请您结合翻译具体文学作品,谈谈您的翻译原则和标准。

  王家湘:我始终认为,原作的文体风格是读者阅读、欣赏和理解作家作品的重要环节。作为译者,应该将作者的语言风格呈现给读者,而不是译者自己的风格。读者读《瓦尔登湖》是希望领略梭罗的语言风格,而不是王家湘的。原文简约或是华丽,直白或是隐晦,流畅或是晦涩,译文都应尽可能有所反映。

  我曾经翻译过一个英国吸毒者的回忆录,斯蒂芬只有中学文化水平,翻译他的回忆录能跟翻译纳博科夫的《说吧,记忆》(Speak, Memory: An Autobiography Revisited,1951)用同样的语言吗?纳博科夫是贵族知识分子,是语言天才,从小就能熟练使用俄语、英语和法语三种语言,后来又学习斯拉夫语和罗曼语;而斯蒂芬却是从小被毒品控制的迷途羔羊、堕落的瘾君子,他俩的文学修养、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能一样吗?绝对不可能。再举一个例子,黑人女作家赫斯顿的《他们眼望上苍》(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,1937)和伍尔夫的《到灯塔去》(To the Lighthouse,1927)。赫斯顿在原生态黑人社区伊顿维尔长大,从小就听黑人的民间故事;伍尔夫尽管没读过大学,但她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一流的,她的父亲是作家、评论家和学者;赫斯顿在小说里使用了大量黑人口语化、形象化的表达,语言原始质朴;而伍尔夫的语言抽象宏观,极具诗人气质。翻译这两部作品,就必须把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风格如实地呈现给读者。作为译者,是应该采取异化翻译策略,保留原文的句式和风格,还是遵循归化原则,使原文符合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?我认为还是应该紧跟原文。正如王佐良先生所言:“一切照原作,雅俗如之,深浅如之,口气如之,文体如之。”

  潘佳宁:2014年8月,您凭借译著《有色人民——回忆录》(Colored People: A Memoir,1995)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。评委会的颁奖词如下:“译者谙熟原作者的文化背景和语言风格,很好把握原著的文体,忠实而流畅地再现了原著的内涵和气韵。”罗选民评价您的译文“靠近原文的风格,不修饰、不超越,力争做到恰如其分”。您是怎么做到的?这是否得益于您与原著作者小亨利·路易斯·盖茨(Henry Louis Gates, Jr.,1950— )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?

  王家湘:盖茨教授现在是哈佛大学杜波伊斯非洲与非裔美国人研究所所长,在美国黑人文学研究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。《有色人民——回忆录》是他的自传体回忆录,记述了他在西弗吉尼亚州皮德蒙特度过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,以一个小镇少年的亲身体验,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有色人世界和民权运动。2010年,北外筹备召开非裔美国文学国际研讨会,准备邀请盖茨教授出席,学校决定将他的两部学术著作翻译出版,作为60岁的生日礼物送给他。能翻译他的著作我很高兴,因为盖茨教授在学术研究领域对我影响很大。

  在翻译《有色人民——回忆录》的过程中,我尽可能从表达方式、信息传递和语言风格方面靠近原著。黑人语言生动丰富,口语表达特点鲜明,比如他们鼓励孩子要有远大的理想,就会说“跳向太阳”,因此我不会把黑人直来直去的口头语翻译成文绉绉的书面语,只有这样,才能真实地向读者展示黑人的语言风格和文化习俗。我和盖茨是老朋友了,对他的性格特点、语言风格比较了解,而且在翻译中遇到任何问题,都可以随时写信向他询问。

作者简介

姓名:潘佳宁 工作单位: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

职务:副教授

课题:

本文系教育部社科基金青年项目(19YJC740053)、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(L15CYY005)“中国当代翻译(学)家口述史研究”阶段性成果

转载请注明来源:中国社会科学网 (责编:齐泽垚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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